“中国像一个大的实验室，我们理论是欠缺的，但我们的自信正在建立。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有城市规划的一些理论提出来，中国的问题一定是中国来解决，考虑问题要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观念。”
在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城镇规划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规划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海南、贵州、内蒙古、安徽、陕西、重庆、四川等地采访时，规划界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高度关注城市建设及建筑，城镇规划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当前，为适应和服务“新常态”，在中央“四个全面”的总体框架下，城镇规划面临转型升级与消化矛盾的双重挑战，规划改革需要置身于更大的制度环境中去考量。
积极推动城镇发展
规划建设不断加强
我国是世界上很早运用规划来建设和治理城市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规划在满足居民需求、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南京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研讨会，并且连续三年进行城镇化问题的专题研讨。世纪之交，中央正式提出城镇化战略，去年，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说，我国城市规划60多年发展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成绩刮目相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离不开规划的引领和技术支撑，如果没有规划，经济不可能取得两位数的高速发展。
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规划建设水平也不断提高。规划体系不断丰富。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法定规划与非法定规划组成的城乡规划体系，其中法定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非法定规划则有概念规划、战略规划、城市设计、行动规划等类型。
贵州省安顺市住建局局长董立军说，城镇体系规划是我国独创的，从省、市一直到村镇规划，同时有总规又有详规，规划控制覆盖面大，管理细，体系完备。
与此同时，建立了规划法律和各级管理制度。以2008年正式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为核心，配套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一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全国各地不断探索规划制度建设。安徽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核心实施分级管控，在全国率先通过规划管控贯彻节约用地。广东省惠州市探索建立了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查、规划委员会审议等制度体系。
此外，城乡规划自身专业、学科和知识、技术门类与技术手段等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规划学科研究站在国际前沿。1999年，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字吴良镛教授起草的《北京宪章》。这一宪章被公认为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科学，已被全球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业内普遍认为，近年来，我国城镇规划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从工程技术向社会、生态等方面延伸，追求更多的合理性、更优的选择，更加发挥出在空间布局、资源平衡方面的引领、调控作用，标志着这个行业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
城镇矛盾积累规划问题凸显
奇怪建筑与“千城一面”共生，“大城市病”与“鬼城”、“睡城”为邻，房地产过热与土地大量出让并存，土地浪费惊人、环境破坏日益严重、进城农民工生存困难，有些地方出现逆城市化趋势……在调研中，部分基层规划管理部门和专家学者表示，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积累的矛盾缺少消化的空间，使我国的城镇化出现了诸多问题，城镇规划有必要总结过去的教训。
一是控制性和适应性失度。传统的城镇规划，突出指标管理，把规划引导变成人为控制。事实上，在目前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做大经济规模的情况下，一些规划指标根本控制不住，比如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早已突破2020年的规划目标。因此，需要做更加深层的研究，规划也要有一定的适应性，规划要建立评估机制，保持动态调整，处理好弹性和刚性的关系。
二是公共政策和市场机制失调。最典型的就是大中小城市难以得到协调发展。专家认为，目前的规划，以解决城市，尤其是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问题为主要关注点，在市场机制下，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中是必然的，但在行政等级体制下，政府也将公共资源同向配置，使政府和市场作用产生叠加效应。虽然城镇规划很早就提出限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思路，但基本上没有实现。
三是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关系失调。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俊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统一，途径就是发展第三产业。但不少地方把人为创造一个城市作为城镇化的动力，不注重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有的把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对立起来，就业不足，缺少活力。不少新城成为“鬼城”、“睡城”，大量的开发区也因此造成土地浪费，甚至出现工业用地转为房地产项目的情况。
四是物质规划和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公共政策失衡。一些城市只注重物质规划，摆布建筑物，以建设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较少考虑城市的公共服务及低端群体，城市建设出现“贵族化”倾向，规划为所谓的政绩服务，为资本打工，公众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被忽视。
五是观感效应和城市内涵失联。城市观感很漂亮，看起来很好看，但是缺少对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保护，盲目追求看似气派的异形建筑、地标建筑，造成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六是规划中的“公权力”与“私权利”失重。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公权力过于强势，监督不足，评价机制单一，同时公众参与度低，民主协调不够。
专家认为，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有关，但也反映了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偏差及政策、制度方面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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