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历程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恰在这时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进行的。

　　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是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总图室副主任沈其。她交待：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寸是经毛主席确定的。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这样的分布使得广场的南部留有较大的空地，而集人民大会堂和五千人宴会厅为一体的人民大会堂挤在一个地段中，给人感觉十分局促，而总体布局却很松散，南部有较多空间无内容。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一份6个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人民大会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

　　在万里、贾星五听取汇报后不久，我接到通知：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

　　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平方米（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窄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因此可以说，在前7轮的方案设计和遴选中，设计者们是在戴着镣铐跳舞。直到方案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突破，有关负责同志在得知数据后，随即找我，问：“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压缩？”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压缩一些，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楼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负责同志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我后来猜测，他当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被压缩面积。

　　在设计过程中，放弃原有的框架、设想，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进行合理更改的情形，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平面设计。

　　周恩来总理曾对人民大会堂的形状提出过个人倾向性的意见，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人民大会堂都被设计成接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其中赵冬日、沈其的方案虽然有两种，人民大会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是典型的“卵形”。

　　但在对“卵形”礼堂作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会遮挡后排座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人民大会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师们的意见是十分尊重的。由我做的全套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交到北京建筑设计院以后，当时的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冠曾打电话给赵冬日，提出要我拿初步设计图去设计院继续搞施工图设计。但赵冬日以“刘仁同志还有重要工作要他做”为由，没让我参与施工图的设计。如今回溯起来，不免有几分遗憾。